经济人之苏振华专栏

　　国家工商总局最近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，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，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，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，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。

　　为什么这些年“个体户”的数量急剧减少，是中国人的创业激情消失了吗？当然不是，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了这么多年，民众“当老板”的欲望只会是越来越强烈，而在市场经济里游了这么多年的泳，民众也越来越具备了当老板的素质和能力。 实际上，有内在创业欲望的人数在逐年增加，造成个体工商户数量剧减的原因，只能是来自外部创业环境的制约。

　　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现在闻名全国，全国各地的商品都集中到义乌进行交易，而后销售到全国和世界各地。义乌仅仅只是一个县级市，资源禀赋稀缺，地处偏远，在这块土地上产生出世界级的交易中心无疑是一个经济奇迹。然而，这个经济奇迹就是由一批起步于摆摊设点、走乡串户的小个体户创造的。义乌历史上由于土地贫瘠，大量的义乌人不得不远走他乡做点小买卖谋生，改革开放之初，当时的义乌市领导人冒着“鼓励投机倒把”的政治风险，在破旧的小县城里划出一条偏僻的小街，让小商贩们自由交易，就是这帮不起眼的小商贩，创造了今天独一无二的小商品城。笔者在义乌调研时得知，今天的义乌人还对当年的领导人抱有很深的感激之情，而他们当年所作出的决策，在今天看来非常微不足道，他们只不过是仅仅默许了自发市场交易的存在。

　　从义乌的故事中折射出一个普遍性的道理是，个体工商户创业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外部支持，只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经营环境。自发的市场交易是一种“无害”的行为，从中国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到西方的自发秩序思想，表达的是同样的思想，即只要没有外部干扰，社会、经济就会自发地良好运行。而当下中国的事实却是，政府对自主创业设置了诸多制度性障碍，这表现在两个方面。

　　第一，中国的“自由企业制度”尚未真正建立。所谓自由企业制度，就是确保企业能享有自由创业权、自由经营权等一系列权利的制度安排。在自由创业方面，当下的制度设置了诸多的创业门槛，最典型表现是注册制度。我国的公司法规定，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在30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，最低的科技咨询类公司也要10万元人民币。在注册资本制度下，一个天才的创意会因为缺乏启动资金而无法创业，这必将抑止众多缺乏创业启动资金的经济主体的创业激情。而在自由企业制度下，公民创办企业无须政府批准，至多只是在政府管理部门备案，创业门槛很低，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创业权，注册资本制度不存在或者仅是形式上的法规，如美国的“1美元注册”制度。在自由经营方面，诸如通信、资源等众多行业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，民间资本无法涉足这些行业，这是对企业自由经营权利的损害，本质上有违于自由企业理念。

　　第二，当下中国的企业承担了过高的税费负担。目前企业经营要面对的是33％的所得税、17％的增值税、5.5％的营业税以及各种附加税；一些中小企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同时，业主甚至还要上缴个人所得税。有专家指出，如此高的税负其实只是企业负担的税费总额的1/3左右，对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而言，政府收取的各种费要占到近2/3。如此高的税费负担，无疑会阻止创业者的步伐。政府征税，其理由来自政府将为社会提供相应的服务。然而，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，中小企业上缴了税费却得不到相应的服务，是当下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。

　　(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)

　　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